筆者成長於內地，因家族裏有許多親戚在香港，所以從小常來香港，對香港的市場和社會也較為熟悉。2017年到深圳創業之初，也曾考慮同時在香港設立公司，最終在完成一定資本和資源積累後，於2019年成立香港公司，實現立足深港兩地的跨境經營。身為一個深港兩地企業小老闆，對比深圳河兩岸，深感北面泡沫之大，在深圳河北岸樓價高歌猛進的背景下，更凸顯了深圳河南邊——香港的投資機會。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2019年下半年起，香港經濟和樓價經歷了多重衝擊，不僅經濟蕭條，樓價租金和住宿費用都有明顯下滑，甚至曾經一晚幾千港元的酒店只要一折即可入住。雖然當時耳邊唱衰的人不少，但本人堅信無論香港今後會發展成像北面一樣的深圳，還是繼續像南面一樣的新加坡，這個地方的發展潛力都在，假以時日定能走出困境，迎來新的輝煌。因此2019年下半年，筆者十分堅定地按原計劃投資設立了香港公司。

2020年下半年，香港經濟和樓價跌入谷底時，正值香港公司創立一周年，依靠內地市場的支持，居然沒有像本地一些企業那樣經歷巨額虧損，反而基本維持盈虧平衡，刨除一些初期成本的話，還略有盈利。這讓我對中央期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說法有了新的認識，是因為依託內地市場的支撐，才有了在天災人禍之下仍能盈利賺錢的大環境。

2020年國慶，筆者看到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進基層社區，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戶；同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宣布修訂《印花稅條例》，撤銷雙倍印花稅，恢復以第二標準稅率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以買賣一個價值800萬元的商鋪為例，從價印花稅稅率將由7.5%下調至3.75%，納稅人可節省約30萬元。此外，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於2021年3月15日宣布推出工廈重建補地價先導計劃，以標準金額徵收工廈重建涉及的補地價，為期兩年，適用於1987年前落成的工廈。先導計劃簡單清晰，將全港分為五大區，就工廈修契所涉及的三個用途，即重建前的工業/倉庫用途，以及重建後的商業/現代工業、住宅用途訂立標準金額。

經過多番權衡，筆者選中了觀塘區一處125尺的工廈和葵青區一處240尺的工廈，價格都在125萬港元左右，經濟上可以承受。最終，筆者決定通過公司以經營用房的名義投資尺價更低的葵青區工廈，同樣的價錢，可以買到一個不那麼擁擠的單位。從兩座工廈匹配的交通來看，觀塘到中環地鐵需要28分鐘，葵青到中環地鐵只需23分鐘。到福田或羅湖的時間差距不大，到深圳灣還是葵青更近。

做好投資決定後，就著手執行了，雖然如今沒通關，筆者在內地過不了深圳河，好在公司在香港還有一位董事，我們決定由香港董事出面辦理買樓和按揭貸款事宜。雖然由於筆者無法到港面簽導致無法在銀行獲得按揭，好在有財務公司接受本人在內地授權香港董事負責公司買樓和貸款事宜，終於在2021年1月完成臨簽，3月完成成交。只是財務公司呼吸貸利率偏高要3.5%，而且需要在3年內找到銀行轉按揭，否則貸款利率會更高。

站在筆者的視角，深港雖然僅有一河之隔，但是企業的經營成本有很大差別。深圳可依託互聯網和低成本物流的新經濟、新業態企業，產生新就業形態。眾所周知，深港兩地依靠互聯網，從事各類銷售、代辦、電商等新業態的人不在少數，而這一群體是真實的就業者和創利人群。假如今後香港可以解決跨境用工的障礙，通過更便利的貨物通關解決物流成本和時效上的劣勢，讓物流和用工充分融入內地，筆者相信，內地的互聯網經濟會更近一步地帶動香港的經濟發展，降低香港的物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期間提到，香港的住房問題需要得到解決。他指出，香港的住屋問題有其歷史及發展過程，「解決這一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如果一直就這樣，也形不成共識，也沒有解決辦法，一有辦法立法會就在『拉布』，最後損害的是香港市民的利益。」

筆者雖然開了公司，買了樓，申請了優才，但不是炒房客，仍會立足深港兩地經營生意。筆者非常感激中央積極關注香港住房問題，也感謝林鄭月娥帶領的香港特區政府在關鍵時刻減免了稅負，讓筆者順利買到樓。期待香港的營商環境能越來越好，對內地的經營成本能越來越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