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可樹：我們都褪不去的香港印記

撰寫 | 彭可樹（協會金融會計行業委員會會員）

滾滾紅塵，香港之於我，之於我們，又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記。過往、今日、前途，香港人——不單是幾十載前就定居於此的「永居」，也包含著那些走過大半個世界和大半個中國，漂泊至此的外籍和華裔港漂，似乎恰逢一段起伏而又徘徊的時光。經歷了開埠近兩個世紀以來的跌宕和精彩，東方之珠的榮光是否真的如這一彎海潮一般永不停歇。

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再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王小波

香港夢武俠夢江湖夢

決心隻身赴港，也大概是在我21歲生日前後。冥冥之中似有天定，在沉悶的托福和GMAT備考之間，案頭正是幾本余英時文集。新亞書院的簡史莫名在心中種下了一顆小小的種子。彼時正計劃到海外留學，夏天花了數月時間，搜集各個海外高校的招生攻略，堆積的檔中恰有一份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的招生簡章。也許是那個夏天種下的種子讓我篤定，也或許是學生時代的拮据，在十月提交碩士申請時，便沒有太多糾結，單單只是做了這一份申請，好在天命待我不薄。如今這已經是我來香港的第七個年頭。過往幾年，當我日復一日的走在香港街頭，走過維港，走過星光大道，坐在太平山頂的石階上，我才漸漸的體會到那一顆種子，遠遠不止於余英時和新亞書院。香港對於華人世界的印記，對於80、90後的文化影響，都不可避免的影響了我；香港的資本和香港的商業文明也都無可替代的深入了我的生活。遇見香港，是一個早在我來到中環的很多年前，在我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之前，就已經悄然發生的事情。而我相信這也是無數華人，在過往的30-40年裏，都共同在悄然經歷的事情。

我個人關於香港的印象來源於10幾歲時，時常佔據著電視螢幕的香港電影和香港流行音樂。彼時香港的流行文化，便是內地最時尚的潮流前沿，即將融入世界文化大潮的內地人從香港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80-90年代的內地提到香港，人們心中就會想起一長串振聾發聵的名字，金庸、古龍、李小龍等等。與文藝圈高調相伴的，是同時代香港商界的低調進軍，多年後當內地財經媒體崛起時，另一群低調的香港商人，才被仍逡巡於鐵飯碗和公務員的內地同胞所熟知，如邵逸夫、李兆基、霍英東等等。香港文藝界和商界的齊頭並進，共同推動了這一番改天換地的時代變革和社會發展。大學念經濟系的時候，我的教授總愛提及一本林毅夫的《中國的奇跡》，而在我心中，這幾十年的發展更是一輪香港的奇跡。今天來到香港，積極融入了香港商界和金融業的，很多正是當年那些學生時代偷偷讀金庸小說、聽著《光輝歲月》、看著徐克和成龍電影成長起來的80、90後。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在華人商界中，這座山一定是香港的太平山；這一份香港夢，正是當年席捲中國的香港文化和商業文明所種下的那顆種子，那種子裏是一個快意恩仇的武俠夢，和一個縱橫捭闔的商界江湖夢。

是打工人也是追夢者

我在香港的職場生活已近六年，雖然說不上多麼璀璨輝煌，但回想起來總有無盡的感慨。有兩個小故事在我心中始終難以忘卻，每每想起總會感歎人生的奇妙。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我工作的第一年，當時我已經入職中金的固定收益部。在我從業的初期其實有過幾次比較歷史性的時點，比如我工作的第一天就是「811匯改」，第一次通宵盯盤就是2015年底的那次歷史性的美聯儲加息，不過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另外一天。在那天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大洋彼岸的蝴蝶扇動翅膀，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因為有一個重要的客戶會議，那天我大概7點就到了公司，而令人詫異的是我竟不是第一個到達的同事，一個已經懷孕5個月的資深交易員已經坐在了彭博機前，紅色高亮的彭博提示在她的螢幕上還在不斷彈起，那都是英國脫歐公投的各郡投票結果，那一天是2016年6月23日。

那天上午很忙，容不得我多想，我就帶著投行的團隊一起去長江中心路演了，為的是我們全年最重要的一個專案，那天的會議也是為了談妥那次專案最重要的一個基石。那天的會議內容我已經不太記得了，只記得每個人面前都支起了一部手機螢幕，直播著英國退歐的投票結果。會議結束的時候大概是12點不到，會議的探討和談判無疑是順利的，當時我們的心情卻很糟糕的，那天的公投結果輕易地否定了我們前期幾個月的準備，走出長江中心的時候，英鎊已經跌到了30年的最低點，美債的收益率開始快速下行，各類風險資產的估值開始暴跌。我沿著中環天橋走回IFC，最能代表那一天動盪的，就是天橋上滿是送外賣的小哥和一個人提著10份午餐盒的各投行初級分析員。

第二個故事，是一個朋友的故事。那天是2018年的世界盃，德國對陣瑞典的小組賽。但我們一群人聚在一起卻不是為了看球，而是為了給她踐行。作為一個在中環大投行工作了五年的中堅力量，她突然在那一年夏天選擇了急流勇退，轉投了區塊鏈的懷抱。彼時彼刻，並沒有太多人能理解這個選擇的意義，但是中環從不缺少離別，每一次的離別都是為了更好的相遇，而在重逢之前這便是我們一個絕佳的派對藉口。於是那是一個巨大的告別派對，一群投行人喝到了淩晨4點。後來酒吧的保安告訴我，監控裏數了一下，一共來了70多人。

中環的投行裏，不缺故事，不缺派對，更不缺少夢想。在那之後，她推薦我讀了很多5G和區塊鏈的材料，突然給我打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帶著這樣一個嶄新的世界和夢想開始了她的漂泊，去了北京，去了矽谷，甚至打算去非洲。如果不是因為最近一年的疫情，她可能已經走遍了南美。而我始終相信，她的歸來，就如同那天晚上克洛斯的95分鐘絕殺一樣，石破天驚。

很多人說香港沒有最新的技術，沒有最好的互聯網公司，但其實香港從來如此，香港從來就不是世界科技的源點，但這裏的人們，尤其是金融市場裏的人們，關注著世界每個角落的變化和發展，他們用資本為未來每一次的發展投票。哪怕沒有資本的年輕分析員，也可以用一篇小小的報告甚至公眾號文章，為他所相信的公司和技術投票。

在華人的世界裏，能夠有一樣一個城市實屬不易：大部分人口由華裔組成，大部分的商業領袖也都是華裔，然而已經具備了與英美一致的教育和商業文化，又可以吸納全亞洲乃至全世界的資本。香港為華人世界輸送的最好的資源，就是這些經受了良好教育和商場磨礪的年輕人。這些人成功不必在此，但經歷過這裏的商界洗禮，便有了褪不去的香港印記。

不留遺憾的征程

這些年我聽過很多有趣的香江故事，而在我心中最能代表這段香港奇跡和香港夢想的一個故事是徐克導演在一次採訪中說的：70年代的尖沙咀喜來登酒店，大樓尚未裝修完工，有一對死黨相約去樓頂喝酒，對面是建造之中的香港文化中心，喝著廉價的紅酒，兩個年輕人聊起了他們的電影夢想，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期待著有生之年能拍成哪怕一部電影。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徐克導演至今已拍了60多部電影，成就了香港武俠電影的世界影響力。而當年跟他一起在天台喝酒抽煙的人，就是吳宇森。當徐克導演在80年代成立電影工作室時，他找到吳宇森導演，成就了一部令華人世界為之一振，也在世界影壇載譽而歸的《英雄本色》。

類似的故事在香港金融市場其實也層出不窮，或一夜暴富，或大器晚成的故事仍舊在香江之濱、維港兩岸回蕩。也許是歷史的必然，也許是時運的走向，我們不得不與香港一起去迎接新的挑戰。這個實踐想法的沃土，並不必然以豐碩的成果回饋每一個在此種下種子的人。這塊土地的魅力並不在於，來到這裏的人必然會成功。它的魅力在於，這是華人商界的一塊頂級競技場，能夠入場的人都是歷經種種際遇的奇人異士。我害怕會在這裏失敗，但也許更害怕錯失了在這裏一較高下的機會，害怕多年之後，有人問起這一段香江往事，我不得不悵然若失、悔恨不已地去應對。